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工作坊“新世纪文学的探索和实验”成功举办

   2017年11月25日上午，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工作坊”正式开幕。工作坊由我系刘志荣教授发起和组织，讨论的主题是“新世纪文学的探索与实验”，会议的开幕式也由他主持。中文系（珠海）副主任、系行政负责人朱崇科教授，代表本系做了致辞，他对各位与会者为了学术和友谊不辞辛苦地来参加第一届“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工作坊”表示了感谢和欢迎。他简单介绍了中文系（珠海）的基本情况和即将建设的三大平台：华文文学与文化、中西方文学文论比较、古典学大平台。同时他介绍说，本次会议的发起者、组织者刘志荣教授是本系引进的第一位“百人计划”人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带头人，同时兼擅古典学研究。他希望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可以一起支持中文系（珠海）发展成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具世界眼光的中文系。

   （朱崇科教授致辞）

   随后本次工作坊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刘志荣教授也发表致辞，对各位前辈学者、同辈学人和青年才俊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简述了本次会议的主旨和流程。他谈到，在调任中大之前，他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已经在“新世纪的先锋文学”这一议题方面，有过一些关注和研究，这次的工作坊，是对以前的思路在“各个方面的拓展”。会议将由此议题出发，开放地讨论新世纪文学在各个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而不限于最初的先锋文学领域。他对这次工作坊的成果充满期待，同时对即将开展的几场报告和讨论的安排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刘志荣教授致辞）

   在接下来的主题演讲环节中，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复旦大学）与林岗教授（中山大学）都对本次工作坊寄予厚望，并各自分享了对新世纪文学“先锋性”的一些思考与前瞻。

   陈思和教授表示，他对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充满了好奇。这种好奇是源于，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吸引了刘志荣教授离开了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优秀平台，毅然决然来参与这个从头开始的新系的开创与建设。自志荣教授南下之后，他一面很为遗憾，另一面也一直对这里的发展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与好奇，这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来对此进行实地考察。在开场白之后的学术讲演环节中，陈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个想法：从2000年算起，新世纪文学已发展了十七年；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曾经有过一个众所周知的“十七年”——这个“十七年”里涌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出现了许多新的名字。而如果把这个“十七年”再加上后来历史上的 “十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二十七年”的文学阶段。这个“二十七年”中的文学发展和以往的文学发展有非常大的区别。以往文学发展更多的是依靠一种正常的“文化的变迁”，而这个“二十七年”则更多地依靠“不正常的断裂”，使文学一下走到了生活的前面，然后会出现一套新的文学规范，政治上、美学上这样的“激进”的文学方式。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更经历了剧烈的变革，短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许多新潮的冲击和洗礼。至于新世纪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发展则很不一样，这个“十七年”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九十年代文学发展的延伸，它们加起来也是另一个“二十七年”。在这个新的“二十七年”里，文学的发展趋于常态，先锋性的文学探索即使有，也被淹没在时代底层，引不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由于“先锋文学”经常与青年和青春对文化的冲击联系在一起，这也许表现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中年特征”或“中年危机”。在这个新的环境下，对“先锋文学”的讨论，有很多问题值得被思考，比如“为什么‘先锋’不再是短阶段的而是汇融于更大的文化范畴中”，“先锋一定是和青年作家划等号吗”，“如何看待先锋作品在当今的极大市场号召力”等等。陈教授更期待看到与会的各位学者，可以不拘小节地讨论新世纪文学的“先锋性”探索与实验问题，他鼓励青年作家和学者尤其要有一点“先锋气”，在新世纪的文学环境中进行有活力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他也期待中文系（珠海）能有良好的发展，构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珠海学派”。

  （陈思和教授主题演讲）

   林岗教授的主题演讲，则结合最新的科技发展趋势，以“不确定的未来”作为自己的演讲主题。他通过科幻作家郝景芳《北京折叠》中的一个片段，来引出他关于“科技社会与捉摸不定的未来”的思考。他谈到，自晚清开始到世纪之交，我国的工业化和科技发展都达到了一个质变，它引起的连锁反应波及到了文学。对于科技的高度重视，和技术自身的高速发展，使得未来成了一个“摸捉不定”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回到了“不可知”的状况。相应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中也开始更多地表达对于这种“摸捉不定的未来”的惶恐和不安，淡化了对人物选择的道德谴责，集中表现了各类人物在“捉摸不定的社会”中的性格。他引述了《北京折叠》中老刀与依言的对话来印证了这种“捉摸不定的未来”的本质，同时他抛出了“在严肃的文学中有没有此类讨论”的问题，来打开与会者的思路，为开幕式作了一个开放式的收梢。

  （林岗教授主题演讲） 

   在接下来的分场发表与讨论环节中，与会学者由已经提交的论文和主题生发开来，对新世纪文学方方面面的探索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和分析。

   会议的第一场报告是来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四位声望卓著的资深教授，由巴金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主持。其中李振声教授提交的论文为《开放“文界”：从章太炎，到王德威》，李教授讲述了章太炎对于《文心雕龙》的推崇和《文选》的贬抑，章氏借此来表达自己立足于“文字”的大文学观。他随后提到王德威先生新出的哈佛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其开阔并举的主旨与章氏思想暗合，他借此描绘出两人思想不约而同的内在联系，指出新世纪“文学”观念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原先的对“大文学观”的强调上面。郜元宝教授提交的论文则为《199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的身份变化——兼论“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发展》，他借用鲁迅的话指出，当代中国文学中对某些东西的“惊喜”，其实是一向以来怠慢了某些资源的结果。张新颖教授发表的论文则为《文明的缝隙，“考古层”的愁绪——王安忆<匿名>的“大故事”》，他深入探讨了《匿名》中对文明概念的思索，揭示了小说中“考古层”这个文明沉淀又显现的隐喻。他评价《匿名》是见微知著，从琐细上升到文明的大课题，是一部颇具“野心”之作。他由此指出，对新世纪文学先锋性的探索，不应该只限于年轻作家，成名的中坚作家的先锋性探索和思考，也不应忽视和忽略。张业松教授发表的论文则为《王占黑<阿祥的故事>读记》，他指出了作者对于市井小人物在社会变迁中受制于命运束缚的关怀和思考，并对小说揭示了时代发展变化中的小人物的“夹缝里的人生”生存处境，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

（李振声教授发言）

   （郜元宝教授发言）

（张新颖教授发言）

（张业松教授发言）

   会议第二场报告由华中师范大学李遇春教授主持。报告由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刘志荣教授开始，他发表的论文《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直接将接下来的两组讨论带入对“新世纪先锋文学”的关注。刘教授的报告，由具体的作品展开来，讨论了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知识背景的改变，以及文学、文化发展对原有领域既成边界的冲击，并在这种改变和冲击的大背景下，讨论了在当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核心”相遇的问题。接着报告的是青年评论家、《思南文学选刊》的主编黄德海先生，他的论文题目题是《小说的末法时代或早期风格——霍香结<灵的编年史>》，他介绍了小说中庞大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宇宙结构，并为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的实验性呐喊，呼吁这种日渐衰老的文体回到其虽不够成熟、但胃口庞杂和良好的“早年风格”。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上海文化》杂志的青年评论家木叶先生，他的报告题目是《作者与总叙述者的较量——论赵志明》。他对颇有成就和先锋性的作家赵志明的小说的叙述方式作了研究，通过介绍各篇小说的结构情节，把赵氏独特的幻想与意识清晰地展现给了大家。第四位作报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特约研究员刘涛先生，他的论题是《70后作家与先锋文学的六种关系》。他将70后几位颇具代表性的先锋作家分类讨论，从他们作品的题材和写作倾向对当代先锋文学几种流派作了概括评价。刘涛同时讨论了“新世纪文学”与“上世纪文学”的区别，讨论了新世纪文学的精神资源日渐丰富和不同的问题。他也分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与传统资源的关系，指出现当代文学发展也可以用来自古典文化中的一些观念来观察和概括，从中可以得出某些颇具启发和指导性的洞见。

（黄德海先生发言）   

（木叶先生发言）

（刘涛先生发言）

   第三场报告由《思南文学选刊》主编黄德海先生主持。首位发言的是青年诗人、学者，来自苏州大学的茱萸（朱钦运），他提交的论文以《远游风景的叙事之维——孙文波新世纪的创作与新诗的山水记游传统》为题。在讨论诗人孙文波开创的新山水纪游诗的探索性之外，也介绍了当下新诗创作中“百科全书诗派”的创作情况。接下来进行报告的是文学新秀蔌弦（林诚翔），他提交的论文题为《规则转换——论朱岳的幻想世界》。但在具体的展开中，他涉及了当下文学发展中非常丰富的议题，如中坚作家对当下生活经验的把握问题，青年一代作家写作中历史感的消失的问题，幻想小说的流行与反讽性的道德态度的问题，以及AI写诗涉及的文学语言深层规则问题。青年作家姚伟的报告题目则是《向内心的黑洞倾听慧光——关于拙著<尼禄王>的心理历程》，在具体报告时，他则表示要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态度进行“吵架”，对包括过去的自己在内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文学的创作进行反省与批判。他认为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如果要获得正面的积极性的肯定力量，就要从过去片面的对文明的批判中跳脱出来，重新接续上文明的“道统”与香火。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唐睿教授（他同时是颇受关注的香港青年作家），则做了最后一个发言，他的题目是《近二十年香港文学的地景建构与身份认同》，在对香港文学发展中复杂的身份认同和层累积累的历史问题做了介绍之后，他也对基于香港特殊历史的文学探索的新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本场的四位报告者都兼具创作者和研究者/评论家的身份，他们既有创作者的敏感细腻，又具有理论思辨的敏锐深入，在上午的报告即将结束时，给人重新带来了耳目一新之感。

（茱萸先生发言）

（蔌弦先生发言）

（姚伟先生发言）

（唐睿教授发言）

   上午的会议在12:00结束，短暂的午餐之后，下午1:30，工作坊继续进行。

   第四场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老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张莉教授，她以《唯一一个报信人——论莫言书写故乡的方法》为题进行了演讲。在具体讨论过程中，她由既定题目扩展到了当下乡土生活发生的变化，以及梁鸿等人的非虚构写作，讨论了“书写故乡”在现在的困难与寻找新的写作方式的可能。第二位发言的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的郭冰茹教授，她演讲的题目是《回归古典与先锋派的转型——论格非回归古典的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她认为，面对当代小说的先锋实验越来越疏离读者这种情况，格非尝试从古典小说中汲取资源，借助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特征，并将其研究心得直接投射到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第三位发言人中山大学中文系胡传吉副教授，她的演讲题目是《与旧传统及新传统的和解——论毕飞宇小说写作的文体自觉与乡土意识》。她着重讨论了回望传统的写作，如何避免变成简单地复古保守的情形。她认为，毕飞宇的写作，既为如何在“中国性”里实现独特性提供了可能；也为与古典传统及现代新传统的和解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第四位发言人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申霞艳教授，她的题目是《新移民小说“历史化”的诸种方法》。申教授注意到近几年新移民小说活跃在大众视野，格外引人注目。她认为这些作品虽然题材各异，但均具历史深度。她对新移民小说如何想象历史、“历史化”的诸种方法及其带来的启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她尤以薛忆沩的《空巢》为例，讨论了如何从具体上升到普遍，如何从个体事件上升到历史性象征的写作的方法。

（左起为郭冰茹教授、张莉教授、刘大先先生）

（左起为申霞艳教授、胡传吉副教授）

   第五场报告的主持人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张莉教授。首位发言人是《大家》杂志主编周明全先生，他的题目是《回到文学的源头》，在发言时，具体讨论了中国上古文学想象的瑰丽雄奇，以及这种蓬勃的想象力在后世如何萎缩的过程，呼吁当代文学应该摸索如何在新的情况下寻找到恢复自身想象力的道路。第二位发言人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李遇春教授，他的题目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三题》，李教授指出，“五四”以来新文学和新文化进展的过程之中，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其实也同步地存在着一个“文艺复兴”的运动。他提出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之旅 ”、“复兴论：重构中国形象的文学新范式”和“重申中国文学传统的复兴路径”这三题，期待通过以上方法重新认识和塑造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刘大先先生，他提交的论文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诉求》，但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他没有限制在原定的题目，而是展开了非常宏观与广阔的讨论，涉及到当下文学的方方面面，如“短的二十世纪”与可能的“长的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常态化”与“后真相”的问题，“科幻”与“现实”的问题，“传统”与“遗产”的问题，“中心”与“边地”的问题等等。他的演讲激情洋溢、纵横捭阖，涉及到文学前沿的各个方面，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马峰老师，他的题目是《家国离散与政治结构——评马华作家戴小华的〈忽如归〉》。他认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作家戴小华在家族书写中一再消解政治，又在政治书写中一再建构家园。其小说《忽如归》的价值，不限于个体家族，更从侧面展现出一个时代的民族记忆。

（周明全先生发言）  

 （李遇春教授发言）

（马峰先生发言）

   第六场报告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大家》杂志主编周明全先生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教授，他以《创世与灭寂——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的刘慈欣小说》为题进行发言。严教授的演讲涉及到从启蒙到超启蒙、从英雄到超英雄和超越宗教 三个方面，并对刘慈欣小说中惊人丰富的技术细节、深切的现实关照与人文关怀和其思想的惊世骇俗的前卫性表示赞赏。第二位发言人是青年批评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金理先生，他的题目是《时间的废墟——青年一代的记忆诗学》。他从三张照片入手，讨论了照片背后反映的现实细节，以及对历史进行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写作的可能。金理强调：记忆是认识自我、型塑自我、重构世界的重要渠道，探讨青年一代的记忆诗学，正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和对未来的规划。第三位发言人也是此次会议中才华横溢的青年批评家群落的一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黄平先生，他以《如何从现代主义中拯救“先锋文学”？——细读李陀<无名指>》为题发表演讲。他提出，李陀等批评家，曾试图从现代主义中拯救“先锋文学”，强调突破自律的现代主义文学在价值立场上的虚空，重申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但在他们自己在从事具体的文学写作时，也会遇到一些新的困难和悖论，从而会陷入一种矛盾的立场，如李陀写作的新小说《无名指》。接下来浙江大学中文系姚晓雷教授以《“先锋”这场技术秀——由早期先锋文学的衰落到后先锋的重振乏力谈起》为题发表演讲。姚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反思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缺陷，强调指出，历史上，真正的先锋必须能对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发言并显示出前瞻性的价值，而不需要给自己带上这种那种观念上的锁链从而画地为牢。

  （左起为严锋教授、金理副教授）

   第七场、也是最后一场报告由《文艺争鸣》张涛先生主持。第一位发言人是巴金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先生，他的题目是《小径分岔的花园——关于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些随想》。他的论文将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分为从文字到文章，从文章到文学和从文学到文字三个阶段，并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在具体进行报告和讨论时，他强调指出，在当下变化了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学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仍然需要不故步自封的突破与突围的力量。第二位发言人湖北科技学院陈国和教授以《巫楚文化与陈应松的乡村小说》为题发表演讲。陈老师认为陈应松的乡村小说在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上不断超越自我，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有鲜明的巫楚文化特点。第三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李雪莲老师，她发言的主题是小说和电影《百鸟朝凤》中出现的音乐矛盾——虚构的哀乐版的《百鸟朝凤》中，又体现出真实的喜乐版的《百鸟朝凤》。她希望对这一音乐矛盾背后反映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第四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副研究员朱翠凤老师。她的题目是《启蒙时代下的家观念及其困境反思》。她以中国现代文学中巴金的《家》以降的书写新时代“家”的观念变迁的小说为例，认为此类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启蒙时代下三类人寻家的渴望及无家的困境。如何建构“幸福之家”，是仍然生活在启蒙时代之后的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会议在下午六点结束。经过一天密集而紧张的报告和讨论，与会学者围绕“新世纪的先锋文学”、“上世纪的先锋性作家在当下的变化”、“新世纪文学在其他方面的探索”、“新世纪文学的前瞻与出路”等等议题进行报告和讨论，既做了充分的准备，但又不限于原来的论题，而是进行了更具“先锋”视野的开放性研讨。会议上新见迭出，观念互相应和又互相撞击，这样的工作坊更显异彩纷呈，也产生了很多新思想以及新思维，打开了丰富的可能性，这才是本次会议最成功和最有效的价值所在。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次工作坊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界少见的一次成功的盛会，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精彩纷伦、和而不同，期待会议的成果能够为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