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成副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六讲

   2017年12月13日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教学楼F403，中文系（珠海）迎来了前沿讲坛第六讲《漫谈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名注”》。本场讲座由系副主任（主持工作）朱崇科教授主持，主讲人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赵建成副教授。赵老师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中国骈文学会理事、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员、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先唐文学与文献研究等。

   赵老师首先进行“解题”，所谓的“四大名注”指的是中国学术史上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四部经典注释：南朝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刘孝标《世说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与唐李善《文选注》。“四大名注”的说法出自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高僧传>、<水经注>、<世说新语>》，但其实早在《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刘孝标《世说注》时已经将此四部经典注释并举。这四部注释，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所注经典本身的根本价值外，其最突出、最为人所称道的特点，也是最大的成就，是在注释中广泛采用了征引体式，皆征引浩繁，而所引群书今已大部亡佚，故因之而保存的大量佚文便弥足珍贵，四大名注也因而成为古籍辑佚之渊薮。而其引书有传世文本者，引文亦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四大名注因其所注原书之性质、内容有异，故其对典籍之具体征引情况亦有不同，各有侧重，从中又可见出时代学术之特色。解题过后，赵老师进一步对“四大名注”各自的作者、成书、特色与学术史价值等进行了简要探讨。

   一、经典注释征引范式的确立：裴松之《三国志注》

   伴随着学术思潮（如谈玄等）的变迁，史学、文学的独立，从汉魏到两晋南北朝，经典注释的体例和面貌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史注、文学作品的注释也逐渐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裴松之注《三国志》，出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目的，引述了大量的史料。另外，裴松之《三国志注》是纯正的史注，“务在周悉”，所以其对文献的征引往往是比较完整地引用原文，这种征引方式，此前此后皆无。这是裴松之注的特别之处。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标志，史注打破了对经注的因袭模拟，确立了经典注释的征引范式，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所开创的补阙式注史体例，对后世史注乃至普遍意义上的经典注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刘孝标《世说注》：“实为注书之法”

   刘孝标《世说注》征引浩博，颇为后世所推。其价值也早已超越了自身的注释范畴，成为我们审视魏晋六朝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刘孝标的作注宗旨、原则为：纠正《世说》中的错误、补充相关史料、阐释原文意旨，以及列出同一史事的不同说法以存异等，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世说》。在引书方面，刘孝标《世说注》所引亦以史部典籍数量最多，所占比例最大，共306种，占全部引书的64％。

   三、郦道元《水经注》：“不可无一，不容有二”

   《水经》记录了137条河流的基本情况，但过于简略，郦道元为其作注，据统计，所记大小水道1389条，再加上湖、淀、陂、泽、泉等，多达2596处。除江河外，郦道元《水经注》还记录名城、名山和若干军事要塞，内容涉及地理沿革、各地物产、民间传说、风土人情等，十分丰富。《水经注》引书遍涉经史子集四部，仍以史部所占比例最大，然其引书最大的特色是征引了大量各种类型的地理类文献。

   四、李善《文选注》：“弋钓书部”、“敷析渊洽”

   据赵老师考证，李善《文选注》共征引典籍1969家，其中经部232家，史部354家，子部190家，集部1157家，佛道典籍34家，无主名者2家。作为四大名注最晚出的著作，李善《文选注》继承了前代经典注释的传统并进行开拓创新，无论在注释方法还是注释体例上都具有集成与总结的性质。引书繁富是李善《文选注》的重要特色和风貌，它确立了集部注释学的一种新的范式，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对后代的注释学尤其是诗文集注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集部典籍注释最高成就的代表。

   对于各具特色的“四大名注”，赵老师言犹未尽，他在“余论”中还指出四大名注的征引浩繁，除所注内容本身的需要外，与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与学者个人的学术追求密切相关。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南朝，学术界重视“隶事”即“典故学”，重视知识，并形成风气，也成为一些学者的学术追求。四大名注的产生也离不开一个客观的条件，即时代典籍之丰富。对于同学所提“霸史、载记的引用会不会影响权威性”的疑惑， 赵老师认为征引文献时的博采众家并不会影响其权威性。最后，朱崇科教授总结时指出这是一场新奇精彩的讲座，赵老师将宏观叙述与微观解析结合，思路清晰、娓娓道来，既有考证亦不乏精彩论辩，这是非常需要功力的研究，也给同学们开了一扇非常大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