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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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7日下午三点，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滨红楼15栋第一会议室，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师生迎来了前沿讲座第七讲。主讲人张均教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博士生导师，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张爱玲十五讲》、《张爱玲传》等著作。本次讲题为《中国当代文学本事研究的可能与方法：以长篇小说<红岩>为例》。
系副主任（主持工作）朱崇科教授主持此次讲座。一开始即简介张均教授近年致力于勾连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在更大的跨学科背景下开展当代文学研究，这与中文系（珠海）的跨学科发展方略很是契合。这也是张均教授喜获2017年度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之后的第一次讲座，中文系（珠海）师生深感荣幸。
张均教授先提出了当代文学研究中目前所存在的关于“历史化”和“史料学转向”方面的争论。张教授的观点是：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体量过于庞大。他认为可以1976年为界，将之切割为前后两段，对不同时段的文学采取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第一阶段以1949-1976“十七年”文学为主体，也包括八十年代在内的当代文学，距今较远，使用历史化研究策略更为合宜。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以降至今，大约二三十年长度的当代文学，则距今过近，不太适用历史化方法。
张教授认为，今天好的当代文学研究应该建立在两点基础之上：一、使用他人尚未发现，或还没想到的新材料；二、阐释生发的能力，能见人之所未见。若将古代文献学和西方文艺学两相结合，打通古今中外，或为一种可取的路子，张教授且言自己在做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之后，对此尚觉不足，因这类外部研究很难从理论上有提升，故而转向文本，尝试更为深入的本事研究。
从本事到小说，其间必有改造变形的过程。研究者的任务在于要搞清作者为何选取了这些而非那些素材写成小说，以及这些素材背后的组织逻辑究竟为何。这也就是叙事学上所关注的作者在选择素材时的叙述策略，和其将怎样的因果机制安置在素材组织的逻辑之中，从而生产出相应的一套意义的问题。文化生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需求有关，是在多重力量综合影响之下的。张教授特意拈出《红岩》中叛徒形象的塑造问题，来对这一现象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张教授指出，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人物和小说角色之间都了较大的改动。甫志高与原型之间，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相似点是外在形象上的接近，甫志高以戴眼镜，穿藏蓝色西装的知识分子形象出场，这与其原型之一完全吻合。而在叛变后通过与过去的同志街头打招呼的方式将其抓捕的做法，也是叛徒原型们真正使用过的。不同点则体现在三点：一、将甫志高的职位级别降低；二、将他说成是重庆地下党叛变案唯一的责任者和破坏者；三、对于叛变原因中的一些情感纠结因素按下不表。这些改动所留下的痕迹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文化生产的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根本主要原因有二，也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处理此类题材时所遵循的两条规则：一、信仰和利益的二元对立。内心没有信仰的人不能称为叛徒。而《红岩》 中很多叛徒在历史上的原型却都是有信仰的人，也为某些情感原因而内心煎熬，纠结痛苦。在二元对立的原则之下，叛徒不被允许有信仰，只被允许有利益，也就是个人主义。二、 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二元对立。根据时代需求，像江姐和许云峰这样的英雄人物都被从真实的知识分子出身修改为工人出身，因为当时无产阶级是正确光明的，而小资产阶级毛病很多，需要批判。像甫志高这样的叛徒则保留了知识分子的身份。
张教授认为，《红岩》中出于二元对立原则的需要，将叛徒处理成个人主义的做法，并没有将个人主义的链条交代完整，不构成用个人主义方法讲述叛徒故事的路径。小说中的叛徒顽固反党，一根筋到底，而历史中的原型在解放前夕则有更多的变通手段，诸如看大势已去，反而善待讨好被押守的地下党干部，以为自己谋求后路。若以个人主义的标准衡量，显然真实世界中的叛徒更为个人主义，小说人物则稍嫌不足。根据后殖民理论的阐释，《红岩》中的叛徒可以看作是“倒置的自我表象”，也就是说，叛徒不是按照他们自身去复制的，而是按照英雄人物去复制的。反面人物是被正面人物所生产和支配的，他们并无本质区别，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所以反面人物会和生活实况有所差异，虚构性比较强，而这与原型的真实内心情况无关，是由作者所要安置在作品中的内在因果机制决定的，只能获得局部的真实而非整体的真实。
张教授最后的结论是，《红岩》对叛徒故事的合理改写，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作者和文学在讲故事时如何采取叙事学的素材选取策略，以及如何将因果机制安置于材料组织的逻辑之中，从而产生完整的故事和意义。这样写出的人物注定不那么真实可爱，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一个时代总是需要越轨的、非法的、不健康的文学形象作为对立面，以利于主流文化的支配和操控，这就是大众文学的生产过程。
朱崇科教授在总结时说，张均教授的脱稿演讲有逻辑有升华、清晰而精彩、幽默而又深刻，体现了一位优秀学者乐在其中并将生命热情投注于研究过程的难能可贵，而将古代文献学与西方文艺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相当具有引领气质。朱老师补充说，他认为《红岩》的作者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精髓，即表面上看来是奴隶主支配奴隶，其实离开了奴隶，奴隶主自身也无法存在。作者对此理解欠深，这样小说就不能有其自洽的逻辑。精彩的演讲在听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但中文系（广州）和中文系（珠海）的更多学科建设合作还未完待续，缤纷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