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术沙龙第二十讲：中西“残疾”理论的比较研究

    5月28日晚，中山大学中文系（珠海）在海滨红楼15栋一楼会议室举行青年学术沙龙第二十讲，由曾繁裕博士为我们作题为《中西“残疾”理论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杨梓露、洪晓纯两位老师担任点评人，讲座由邓菀莛老师主持。曾繁裕博士于香港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学位，随后又负笈英国，于伦敦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目前的研究兴趣涉及现代及当代中国文学、电影及流行文化、东亚比较文学及文化研究、西方批评理论、创意写作等。

    首先，曾博士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残疾文学的写作与研究现状。他指出，国内现阶段对残疾文学的研究一般分两类：或概述残疾文学的当代发展史，或分析重要残疾作家（如史铁生和张海迪）的作品中的残疾意识和价值观。这两者均缺乏揉合理论、处境和文本的分析。之后，曾博士比较了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中的“残疾”概念：中国学界对残疾的理解建基于法律和医学界定，这种直接使用“残疾”的方法是西方主流残疾理论家所否定的。受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影响，西方残疾理论家并不以“残疾”的意义结构作为分析的起点，而是先解构“残疾”的显意和象征，以便去除当中不合理的组成部分。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曾博士详细地介绍了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残疾理论。他指出，以汤·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西方视角，是一种以改变象征意义来架空个体差异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忽视了“残疾人”的主体特殊性。在残疾作家的创作过程中，独特的残疾状况和相关经验也都不能因一种预设式的残疾相对主义而不予考虑。

    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曾博士颇具建设性地提出中国残疾文学研究如何向西方残疾理论借镜的思考。当中最关键的一方面，是对残疾作家主体性的重视，这可让中国残疾文学研究不流于现象解释，而是进入个人的多元视角，及构成视角与隐藏信息的动态环境。他以学者张均的论文《史铁生与当代文学史书写》为例，说明了这一研究路径的展开何以可能，并以西方残疾文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作为佐证。

在报告的结论部分，他强调：主观的文学分析对中国残疾文学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残疾作家不同的残疾状况、残疾成因、被接受程度等方面构成了他们写作时的独特意向和视角，不能被宏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简化。在批判西方后结构主义残疾理论时，论者须谨慎地选取可存留的部分，即定义的随意性、跨理论与跨界别的指向、社会话语的作用、身体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同时，若要把“主体性” 设置为中国残疾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亦要考虑到如何适切地应用至中国的处境，并与多元理论发展衔接，避免独断式、本于个人经验的推测。

    在点评环节，洪晓纯老师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中西方语境中不同的“残疾”概念界定是否与语言差异有关？Disability的外延可能比中文“残疾”更宽泛，因此西方理论家较容易借助语词上的多义性来解构“残疾”的概念。2、报告提出应该重视“主观的文学分析”，是否可以从方法论层面上理解为现象学方法对后结构主义方法的纠偏？现象学理论进路是否可能为中国残疾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迪？3、西方残疾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其实未必是后结构主义本身必然的缺陷，而是这一理论应用于残疾研究时的误区。杨梓露老师则提出如下三个问题：1、中西方残疾理论的差别是一种本体上的差别吗？是否真的存在特定的“中国残疾理论”？2、如何定义中国残疾研究的“主体性”？建议多考虑文学接受的角度，为主体性概念增添时间的维度。3、另外一些重要的残疾理论为何没有被援引？曾博士就两位点评人的提问进行了精彩、深刻的回应。此外，邓菀莛老师也就与中西文论比较相关的几个问题与曾博士进行交流。在学生提问环节，同学们就“残疾的定义”、“社会观念对于残疾人主体性的影响”等问题发问，曾博士也一一回答。

    讲座的最后，朱崇科教授将自己的感受形容为“一位老教师听了一场精彩的演唱会”，对主讲人的演讲和点评人的提问表示赞赏，并建议不要回避有关理论的罅隙，而应以个案研究推进理论修订、升华及其生产。他进一步指出，史铁生的创作敏锐、深刻、独特，算是其中颇为精彩的个案借鉴，可以借以建构曾博士所企图构筑的中国残疾理论话语，而反过来思考，我们也要注意跳脱残疾的思维限制，因为优秀作家无疑是超出残疾作家身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