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稀方研究员主讲中文系（珠海）“名家讲坛”第十三讲

    2018年10月21日晚，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赵稀方研究员给中文系（珠海）师生带来了一场名为《<学衡>：现代性的选择》的学术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有趣，给听众启迪良多。赵稀方研究员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是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重点学科负责人，兼任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小说香港》、《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翻译现代性》、《后殖民理论》、《理论与历史》等。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波兰罗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曾应邀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波兰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学术演讲。赵稀方研究员的学术专长是翻译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和华文文学尤其是香港文学研究，涉猎颇为广泛。

    系主任朱崇科教授主持此次讲座，他在开场白中介绍了赵稀方研究员是华文文学领域的顶尖学者：为人踏实，治学多元，二者有所反差，相映成趣。赵稀方研究员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最年轻的二级研究员，堪以卓越来形容。赵稀方研究员坦言自己较少出门演讲，此次是应老友朱教授之邀特地前来。此番南下，广州的几所高校也顺便请他登坛开讲。就听众兴趣事先所做的讲题调查中，他发现大家最想听的是后殖民理论，其次是翻译研究，最后才是华文文学。由此他感慨道，虽然听众对于理论的热情最为高涨，但对于当代翻译的文化研究缺乏了解。他指出，当代翻译研究的取径变化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有关，在近年尤又呈现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合流的新特点。因此“翻译作为方法”是值得实践和探索的。以此为鹄的涉足翻译研究，并非外文系传统的语言路径，而是要从当代理论的角度切入。若干西方著名理论家都有翻译研究的实绩。
    赵稀方研究员认为，国内学界翻译研究的主流目前仍以语言层面为大宗。他自从2003年开始参与相关学术活动以来，观察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外文系和中文系之于翻译研究的学术路径大不相同。外文系与中文系有时研究对象接近，如对于现代文学名家鲁迅、胡适、徐志摩等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以徐志摩为例，中文系一贯爱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来探究诗人对于西方诗歌的摹仿和转化，更为宏观。而外文系则可以从文本的语言层面，细致剖析他对英诗传统是如何具体接受的，这点显然为中文系所不及。过去中文系和外文系虽有过相轻，如今在学术活动的接触中则认识到了各取所长，互补合作研究的必要性。
    赵稀方研究员说，自己由于长期在研究机构工作，对于学术方法和路径的选择一向随心而动，并没有特别的“跨学科”意识。他也是在实践中才发现高校内部的学科壁垒仍然历历分明，各学科的从业者往往先设了某个前提，这样会造成自限。他认为中文系的特长在文史功底深厚，擅长分析问题，而外文系的优势则在语言。他指出，“翻译作为方法”也表达了新旧翻译观念与其目的的变革。过去的翻译追求对等性，由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翻译过程中，要尽量小心避免翻译的遗失。奈达的对等翻译理论曾盛极一时，被翻译界奉为圭臬。现在的翻译前提则转变为差异性，本雅明在其《翻译者的任务》中阐述过这一意旨。在后来的阐释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观念中，都认为翻译的差异是必然的 ，对等是不可能的。研究者的一大任务就是透过差异性本身去追究其产生的原因。差异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现象其实折射出了话语建构的过程，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研究差异问题亦有多种角度。譬如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放眼宏观，意在发掘翻译和时代的对等关系。赵稀方研究员认为，处于社会变革和转折的时代，从源语言译入目的语言时，借鉴国外的东西会比较多，以此来重组中国文化，完成内部批判。晚清和八十年代都是这样大量引进西方资源的。当社会趋于稳定以后，我们则会以自己的文化为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译介了大量亚非拉的文学作品，这时就不是外在冲击本地，而是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所做的文化选择的结果。

    在方法论转变上，即如福柯所言的从“话语讲述的年代”到“讲述话语的年代”。过去我们对于某段历史的叙述和研究，无论是法国大革命史，抑或是五四运动史和宋史，都是想得到其中的内容，也就是这段历史究竟讲了什么、而在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后现代历史观念中，都将历史叙述本身当作一个文本，来探究不同讲述者对历史的相异讲述方式。如果由雅各宾派来讲述法国大革命史，作为得势的一方就会是喜剧，反之若由被剥夺和推翻的贵族阶级来讲的话，无疑就是悲剧。分析不同讲述者话语修辞的构成方法，就能知道他们如何讲述，又为何这样讲述了。又如新时期以来对于五四运动的再阐释，汪晖将其区分为共产党人、启蒙知识分子和国民党人三者的各自讲述方法。在各派讲述者的视域中，我们也得以窥见对五四的异种认识。
    赵稀方研究员说，以学衡派为例，过往我们的普遍观念是提倡五四的知识分子进步，学衡成员则保守，二者是对立的，学衡派也常受负评。如果重新省察历史实况，当可发现这个认知有偏差，需要更新。《学衡》派诸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歧，并不在于整体性地肯定或者否定西方文化，而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具体哪一个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倾向于学习西方当代文化，而《学衡》派主张学习西方乃至世界古典文化。《学衡》对于白璧德本人著述以及古希腊哲学、文学的翻译介绍，不仅首次给我们系统地带来了西方古典主义，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与五四主流不同的现代性选择方式，带来了对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另一种理解和叙述方式。鲁迅、陈独秀等人对西方的提倡，目的是找到一个可堪借用的他者来批判当下。他们只是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寄寓在对于西方他者的一厢情愿的想象之上。他们的西方实地经验远远不及学衡派诸人。鲁迅是留日学生，而吴宓、梅光迪等人都有长期美国留学经验，吴宓更是进入西方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学习有年。
    新青年派诸君对于翻译大为倡导。赵稀方研究员说，如用翻译视角重读《新青年》，会发现它甚至很像一本外语教学刊物，随处可见字典的广告，甚至有不少英汉对照的内容。这乃是由于陈独秀起始的目标就是要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来对中国青年进行教育改造，灌输新观念。同时陈独秀和胡适都非常注重世界名著的翻译和引进，他们的目的在于借此启蒙思想，并建立白话新文学。而周氏兄弟和茅盾对于翻译文学的方向选择则有别于陈、胡，他们主要以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俄苏文学和日本文学为翻译阵地，开启了另一片译介天地，并成为影响至深的主流。
    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是进化论，因此在引进西方资源的问题上也有着同步率高、越新越好的追求。陈独秀就主张应该引介西方当时最新的自然主义思潮。学衡派则与之相反，认为西方当代文化都是不可信的泡沫，主张回归古典，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发挥人本身协调自身德性的能力，方可臻至境。因此他们大为推崇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白璧德。梁实秋作为其门下弟子，更是得其神髓，写了诸如《浪漫的和古典的》这样的文章来宣扬其师的思想。梅光迪批评过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想进化论，为此还和茅盾有过论争。胡适所做的白话诗取法西方意象派、印象派诗歌，学衡派诸君也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是小道末技，实不足取。真正的大诗人还是荷马、弗吉尼亚、弥尔顿和丁尼生这样的诗界巨擘。胡适丢弃了中西古典诗歌传统，未免愚不可及。
    学衡派认为中国古典和西方古典精神是相通的，经典是历经考验的。因此他们主张研读经典，重返原典，融通中西文化，如此才能获得较为理想的文化资源和治学境界。这点从他们主要翻译的著作也可看出，除了白璧德的著述以外，他们还译介了大量的古希腊文学哲学，以及其他西方文学作品。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对于西方古典主义翻译甚少，学衡派补充和平衡了这一状况。而就对于英国和法国文学的代表人物选择来看，学衡派亦与五四主流大异其趣，他们舍狄更斯而取萨克雷，不屑卢梭而赞赏伏尔泰。原因是他们认为狄更斯小说多写市井鄙俗之事，无法与萨克雷家族小说中的精致典雅相提并论。前者犹如水浒传，后者才是红楼梦。卢梭的感伤主义也不可取，伏尔泰的严谨理性才是彼一时代稀缺的精神品质。吴宓还非常肯定法国诗人瓦雷里，并亲自对其诗歌进行了翻译，是新文学人物中最早翻译法国象征派诗歌之人。吴宓翻译萨克雷小说用白话，翻译瓦雷里诗歌则用文言。可见他并非如刻板印象中的一味提倡文言，反对白话，而是根据文体的差别来选择具体的翻译时所使用的语言的。

    朱崇科教授对赵稀方研究员的讲座做了高度肯定，认为赵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这样一个复杂度很高的问题有细致而多面的发挥，且对历史上就学衡派而产生的偏见做了纠偏，非常难能可贵，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在其后的提问互动环节，若干位师生各抒己见，有的就赵老师演讲中的问题做了进一步请教，有的谈了自己的联想和感受。大家思路开阔，气氛热烈。赵老师一一对其回应，朱教授亦提供了补充。整场讲座在意犹未尽的学思回荡中愉快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