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元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前沿讲坛第二十二讲

      2019年5月31日19点，在海滨红楼15栋104会议室，中文系（珠海）迎来前沿讲坛第二十二讲《汉语词汇发展的四阶递进与汉字》。主讲人王贵元教授，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藏汉文古字书集成与整理研究”首席专家。代表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说文解字校笺》《汉字与出土文献论集》《汉字与历史文化》等。本场讲座由贾智副教授主持。

      词是人们对事物和现象的指称和描写。伴随汉字发展演变，汉语词汇发展经历了四阶段递进，即“由发展单义词演进为发展多义词，再演进为发展派生词，最后演进为发展双音词”，王贵元教授认为，这是汉语词汇发展的核心步伐。

      通过对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早期文字资料的研究，王贵元教授指出，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单义词数量占绝对优势，其比重多达85%，而多义词仅占15%。这说明，在词汇产生的初期，一般是一种事物或现象命名一个词形，所以汉语初期阶段产生的词多是单义词。随着汉字和汉语的发展，单义词的音节数量有限，无限发展会产生大量的同音词，而且由于其音义结合大多约定俗成，词的音义关系及词义关系缺乏系统性。春秋时期，“一个词形表示多个词义”的多义词开始快速发展，既节省词形，又可以避免同音词的增加，使词义的系统性得以建立，便利了词义的记忆和理解。而多义词一词不能含义太多、一词多义之义位间不能相隔太远或过于接近等问题又促成了派生词的发展。派生词是原词的不同词义通过改变词形的方式产生的新词，它充分利用了词形有口头形式的音节和书面形式的字形这两种条件，形成了词汇派生的两大途径，音变和字变，并在多义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和完善了汉语词汇的系统性，形成了汉字构形系统性的重要标志——部首系统。派生词也有局限，它没有改变口语中同音词大量增加的状态，而汉字形体的数量无限发展，大大增加记忆负担，因此，在单音节和单字发展不可持续的情况下，汉语词汇双音节发展的方式应运而生。

      结合“元、启、受、盥、洗”等具体字例，王贵元教授介绍了汉语早期的两类词义，即点状词义与区块词义。点状词义是指词义为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区块词义则是指词义是一个关系组、一个小范围。王教授提出，点状词义和区块词义的差异存在，大多是词汇初生时期人们对事物或现象的切分未有统一标准造成的，随着词汇系统的严谨和精细化发展，必然要对区块词义进行离析，以便使词义有统一划分标准。基于此，他进而阐释了多义词、派生词的产生途径。

      多义词形成有四大途径，即词义离析、词义移植、词义延伸和整词托付。词义离析是指词义发展过程中，一个词义拆分为两个词义（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多义并存，另一种是离析之后专属于一义，它义脱落），其主要离析对象是区块词义，是汉语词义标准化、精细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词义移植是以共同特征或互有关联为依据，用旧词表示新义，也即把新义移植到旧词中，是形成多义词的重要途径。词义延伸指词在使用过程中受搭配词语的影响延伸出新的词义。整词托付则是指依据同音关系把一个词托付于另一个词的字形来表示的现象，是同音词共用一个字形的现象。派生词的生成途径包括语音派生和字形派生。语音派生即改变原词音节的部分音素，使原词派生出新词。字形派生分为创制新形和借用旧形两种方式，包括异体字职能分配，在原字形的基础上增加、改换构件等。

      精彩的报告部分结束后，贾智老师总结指出，词汇研究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现在对于古汉语的研究常常使用多重论证法，运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还要重视域外汉籍文献；王贵元教授的讲座内容非常丰富，具有宏观的概括性和指导性，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在开放讨论环节，王贵元教授与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针对秦汉简牍的底本和书写时代、音近义通和声训、现代网络造词对汉语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