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讲坛 | 游俊豪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名家讲坛第二十一讲

        2019年11月14日晚，在海滨红楼15号104会议室，中文系（珠海）迎来了名家讲坛第二十一讲《新华范式：离散作家从五四到当代的七则寓言》。游俊豪教授主讲，中文系（珠海）系主任朱崇科教授主持。

       游俊豪教授现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华裔馆馆长，长期从事华人历史与文化、新马华文文学、离散诗学研究，著有《移民轨迹和离散论述：新马华人族群的重层脉络》《中国与本土之间：马来亚中文作家的双重性思想研究（1919-1957）》等书。此外，作为诗人，著有诗集《流线》。

       五四运动爆发至今已有百年。百年之后的今天，重新回顾这场影响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运动，仍有许多历史的罅隙与问题值得探寻、思辨。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它波及海外、辐射南洋，在无形中形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新华知识分子与华文作家。事实上，虽然五四运动对新华场域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但随着新加坡本土历史、政治、社会的变迁，该影响最终经历经本土化、在地化过程，至此，新加坡华文文学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新华范式”。

       为了明确“新华范式”的内涵和意义，游俊豪教授以新加坡文学场域里的七位作家为例，展开讨论。

       第一位论述的对象是抗战时期流散南洋的王君实。从寓居南岛到殒命星城，短短两年间，王君实书写了大量关心国内战事，谴责日本侵略者的作品，这种身在南洋、心系祖国的创作模式可被概括为流散星城的“中国魂魄”；第二个是1940年抵达新加坡，1948年折返中国的胡愈之。而胡愈之“归去来兮”的离散轨迹，无疑身体力行地重申了该观念；第三个是苗秀。苗秀作为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成立和新加坡建国的亲历者，在创作上，他仍以华语语群为本位，预先为华语/华文在这个新兴国家里“预留一席”；第四位是见证了新加坡华文事业没落的英培安。英培安在作品中数度展现了他对华文边缘地位的唏嘘与愤慨；第五个是梁文福。面对上述“华文境遇”，梁文福提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即以开放的、“繁管急弦”式的姿态统摄创作。梁文福左右逢源地游走于不同的文化，因此他的作品体现出多元性和现代性；第六个是2018年出版了《建国》的谢裕民。《建国》揭示了当前新华文学的国民性的认知——即面对历史的现实与吊诡，应以后现代精神对历史进行切入、分割、拼凑和重组；第七个是曾留学新加坡的中国作家张悦然。张悦然以2004年印度洋海啸为背景，创作了《誓鸟》，这部小说穿越了南洋的种族、性别、宗教的重层界线，以“跨国流动”解构了固化的身份意识、性别认同。更重要的是，该小说还提供了一种“回流”案例，即以新加坡为背景的创作回流至中国文学场域。

       通过对这七位具有代表性作家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新加坡华文文学场域而言，五四运动的影响由强至弱，由单向影响变为双向互动。最终，新加坡华文文学在承接五四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政治，不断加以调试、整合，形成了“新华范式”。

       朱崇科教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评议。随后，同学们也就讲座内容提出问题。面对同学们的问题，游教授提到了下面两个观点：1、东南亚国家独立时，采用了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模式，即强调“一种语文、一个国族、一种灵魂”，因此，新加坡倚重英语，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2、相比早期国语与现在的普通话，新马华语固然有所变化，但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研究者，我们更要关注，并且创建一种“部落的语言”（Language for a tribe），即文学作为一个“部落”，本应有着属于“部落”内部的语言，而有别于政治、历史、社会的词语。   

       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落下帷幕。